师该怎么办中等职业学校教材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基于三个省市的教师调查家长也

摘要：通过对分市教师的抽样调研，对老师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如今是什么环境，发现中职学校教材面临编写依据不足与人员资质问题突出、专业课和分文化课教材审核力度不足、专业课和文化课教材出版资质审查机制欠缺等问题。建议从层面制定专业核心课程标准，是以提高素质为己任渐渐取代应试拔高教育的阶段。过渡阶段必有阵痛，完善编写团队审核和公示制度，必有代价。阵痛就是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控制和保证各类规划教材数量；市层面组织专业课程级规划教材研制及培训，很困惑是要高分，及时清退不合规教材；院校层面转变教材与使用导向，还是要健康。好像这两个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似的，建立内自查自纠机制；教师个体转变教材使用与观念，其实是家长要求孩子太高，及时学和使用合规教材，小学非得100分不可？请问您上学时是否总分100分？如果不是，逐步树立标准导向的教学理念。

关键词：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材管理

课题组通过对江苏、江西和重庆的分中等职业学校思政课、公共基础课、专业课教师分别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您凭什么要求你的复印件——孩子总得100分呢？只要孩子学态度端正，从教材编写、教材审核、出版与发行、选用与使用等维度调查教师的实际情况和对职业院校教材管理的观点态度。本次调查的教师共计475名，努力学，按所教授课程种类划分，成绩无论是多少分都是高分，其中德育思政课教师90名，公共基础课教师114名，专业课教师27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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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教材的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基本情况

1.教材数量：多数教师使用教材在2本以内，专业课教师教材数量相对较多。一般说来，职业教育课程内容有较为明显的行业和区域特色，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除使用与学生相同的教材之外，往往也需要借鉴和参考其他教材内容。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看，使用教材1-2本的教师近一半左右，80%的教师使用的教材不超过4本。从课程分类上看，思政课教师（以下简称“思政组”）和文化课教师（文化组）使用教材1-2本的占比均超过60%，使用3-4本教材的占比在25%，5本以上的占比在15%左右。专业课教师（以下简称“专业组”）中使用教材1-2本的占比（54%）明显更低，而使用3-4本教材的占比（37%）却明显高于前二者，说明专业组相比较其他两组更愿意借鉴和参考同类型的其他教材。

2.总体评价：教师对教材质量基本满意，思政课教师教材满意度略高。多数教师对于目前使用的教材满意度尚可，但个别方面还不甚理想。调查数据显示，思政组对教材的总体满意水平，其次是文化组，专业组最低。思政组和文化组在“教材内容传递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教材内容编排科学严谨”等方面给予了较高认同，但是在“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与前、后学段的衔接良好”等方面认可度不高。专业组对于教材的“出版印刷质量”和“内容科学严谨”评价较高，而在“教材表现形式新颖”、“注重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渗透”和“教材内容更新及时”等方面评价分数较低。

（二）教材编写：编写依据不足与人员资质问题突出

1.编写依据：教学标准要求在教材中体现不足。多数思政课和文化组认为使用的教材符合教学（课程）标准要求，而专业组结果相对偏低。在被问及多程度上赞同“目前使用教材内容符合教学（课程）标准要求”这一表述时，专业组回应“比较赞同”和“完全赞同”的总计有60%，明显低于思政组和文化组，专业组中回应“一般”的比例为29%，思政组和文化组仅为11%和19%。超过一半的专业组（51%）认为“课程标准（或教学纲）缺失，或标准不清晰”。专业组中有89%认为需要编制课程标准（或课程教学纲），为教材编写与教学提供依据，明显高于思政组和文化组。可见，专业课教师更加重视课程标准的重要性，也对课程标准有更强烈的诉求。

2.编写人员：欠缺教材编写人员资质认定机制。目前教材市场呈现出“谁都可以编教材”的表象，量的校本教材稍做包装后便出版发行。那么，对于“教材编写者是否需要资质认定？”这一问题一线教师如何看待？调查数据显示，多数教师参与过教材的编写，同时有80%以上的教师认为“应建立编写人员资质认定机制”，其中专业组和文化组均达91%。但是，在不同教材领域似乎执行的略有差异。专业组中有80%参与过出版教材的编写，其中，编写1-2本的有63%，编写3-5本的有11%，5本以上的有6%。同时，专业组中有71%认为，“目前缺乏编写人员资质认定机制，导致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三）教材审核：专业课和分文化课教材审核力度不足

教材审核是保证教材质量的重要手段。多数份尚未对职业院校教材进行规划发展，也就谈不上对教材的级审定。对于校本教材的出版，级教育门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调研数据显示，79%的专业组认为“规划教材的质量明显高于非规划类教材”，充分肯定了审核对于保障教材质量的重要意义。超过一半的教师认为“应专设市教材管理机构，有效管理教材编用”，其中专业组和文化组对该观点认同度较高（80%，76%），而思政组这一比例仅有55%。同时，专业组中有65%认为“目前缺乏教材审查机制”，思政组和文化组持同样观点的仅有22%和33%，多数思政课（63%）和文化课教师（62%）不认可该说法。

（四）出版与发行：专业课和文化课教材出版资质审查机制欠缺

调研时很多校长和教师反映，近年来，出版职教教材准入门槛普遍较低，很多无资质的出版机构进入教材市场。调查数据显示，这一现象在专业教材领域较为明显。专业组中有80%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出版社的准入和考核退出机制”，思政组和文化组中持相同观点仅为22%和33%。而认为“应建立出版社的准入和考核退出机制”的教师中，文化组（95%）和专业组（91%）想法较为一致。

（五）选用与使用：分教材选用与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1.选用权限：学校层面权限较，地方教育门参与不足。教材的选用可以一定程度上呈现、学校和教师在教材及其课程上的权利分配。调查显示，三类课程教材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结构，思政课教材体现出强干预的特征，而专业课和文化课教材的选择权则更多地集中于学校各专业教研室和校级教务门，市/区教育和教师在教材选择上参与比例相对较低。有41%思政组反馈教材由级统一配发，学校教务门（27%）和教研室（18%）的决定权位于其次。与思政课不同，而专业课和文化课教材的选择权更多在教研室（47%和55%），其次是学校教务门（34%和31%）。

2.类别选择：思政教材呈现集中趋势，专业、文化课程教材选用趋于多样。目前，职业院校教材从审查属性上可以分为规划教材、教育推荐教材、级规划教材、行业规划教材、校本教材以及自编讲义等。调查结果发现，思政课趋向于选择使用规划教材，且集中度较高；专业课和文化课选用教材的类别更为广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区域性特征。语文教师中近3/4选用了非教材，其中级规划教材比例（32%），其次为校本教材和讲义（26%）。专业组和文化组中有一定比例（52%，61%）选用了非规划教材或教育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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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与对策

（一）层面：完善课程标准制定，强化教材编写依据

1.制定专业核心课程标准。目前全国中职学校共开设的321个专业中仅有200个左右具有专业教学标准，而且教学标准中并未涉及具体的课程内容及要求，这使得教材的依据略显不足，对教师的教学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建议教育门一是尽快补齐100余个专业教学标准，二是在现有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借鉴公共基础课程标准的研制经验，组织专业团队，逐步研发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从而为教材编制提供可参照的依据。

2.完善编写团队审核和公示制度。对于教材出版前的审查的确可以有效降低低质量教材流入市场的概率，但难免存在遗漏。增强教材过程性监控，尤其是增加主要使用者对教材监督的参与性，将有可能提高管理效益。因此，建议在上述制度基础上，建立编者信息公示制度，要求出版社在教材中必须增加主编以及所有编者的个人情况介绍，尤其是学和教学工作经历、教科研成果等信息，并在教材选购目录中也同时附上上述信息，一方面可以为教师选择教材提供有效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增强编写团队的主体责任意识，间接促进提高教材编写水平。

3.控制和保证各类规划教材数量。教材数量的控制，其背后是学校课程话语权的集中体现。鼓励教材多样化发展，可以激发编写者创作，但过多的同质教材又会给使用者的选择带来困扰。对于教材数量的可选范围，调查文化课教师多数（75%）希望有2-3个版本，专业课教师则普遍（80%）希望4-5个版本供选择。因此，建议教育门对于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采取编写、审核、使用三统一以外，对于规划教材目录中文化课超过3本的、专业课同一门课程超过5本的要进行适当遴选，调控目录中教材规模处于合适范围；对于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应全面分析现有目录中教材版本，对于不足3本的甚至没有的，应尽快组织专业力量进行编写。

（二）市层面：加强专业教材统筹规划，优化教材审查与服务

1.组织专业课程级规划教材编制及培训。《办法》明确要求，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从和级教育行政门发布的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目录中没有的可在职业院校教材信息库选用。从调查结果看，即便是专业核心教材，专业课教师也认为统一组织编写的数量在2-3门（68%）、级组织编写在3-5门（74%）、2-3门仍然由学校组织编写为宜（58%）。因此，建议有条件的份应尽快组织专业课程的级规划教材，先期可有针对性地对教材目录中数量少、但是本地专业规模、范围广、有特色的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特色课程教材进行组织规划，对具有一定使用基础和良好效果的教材进行重点培育。同时，针对分需要调整教材使用的教师，及时开展国编和国规教材使用培训，组织备课和研讨，交流教材使用经验。

2.及时清退不合规教材。调查中发现，目前有12%思政课教师和75%的语文课教师使用的是非统编或规划教材，22%的专业课教师使用的是校本教材和讲义。因此，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门应及时分析规划教材目录，调查当地学校教材使用情况。对于已经编制了思政类和文化基础必修课程级规划教材的，应及时与教材编者和出版机构协调，停止发行；对于使用了不符合上述要求教材的学校进行及时提醒和限期整改，做好更换教材的相关服务工作；对于本地教材供应机构的教材采购进行摸排，对于已经预订不合规教材的，应做好与出版社的沟通协调工作。

（三）院校层面：建立教材选用和监督机制，保障教材选用质量

1.转变教材编写与选用导向。近年来，很多职业学校将教师教材的数量作为学校办学水平提高的指标，以及教师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形成了鼓励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编写教材的氛围。建议职业学校尽快出台或调整相关政策，一是对于已经出版的非规划类的思政课和文化课教材，以及非教材信息库中的专业教材，立即停止使用；二是对于思政课和文化课教师正在主编或参编非规划教材和校本教材的，应及时终止编写工作，并不再将一般意义的教材编写作为职称评审的硬性要求；三是采取多种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参与和级规划教材，从而在校学校层面形成正确的教材编写与选用导向。

2.建立内自查自纠机制。职业学校是教材管理的重要关口，低质量教材得以不断进入课堂正是由于学校层面疏于管理。调研发现，多数学校对于教材管理仅停留在教材使用前的采购环节，而对于教材使用过程和结果往往关注不足。除了《办法》中提出的学校要建立教材选用、公示成员和教材选用结果、将教材工作纳入各类评估等要求以外，笔者建议，可将教材使用情况尤其是教师和学生对教材的评价纳入《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并作为专业教学团队教学能力和专业教研室工作的考查内容，将教材使用和评价信息作为学校提高办学规范性、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教师层面：转变教材使用与观念，规范合理使用教材

1.及时学和使用合规教材。使用合规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教师在观念上要形成对这些要求的认同，充分理解要求背后的原因和逻辑，以积极的心态去接受“新教材”，可以从比较视野出发尝试发现“新教材”的优点和亮点；其次，在行动上要认真阅读和学“新教材”及辅助教学资源，发挥团队优势共同研讨和交流，通过研究不断提高教材的理解和使用能力。

2.逐步树立标准导向的教学理念。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师经验都是影响教学的重要因素，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同时发挥作用。建议教师在“教教材”的同时，更多地学和使用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逐步提高对标准的审读和使用能力，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转变。尤其对于文化基础必修课程教师而言，要及时研读刚刚修订发布的课程标准，领会从“教学纲”向“课程标准”转变的深刻意涵，调整备课和教学理念，优化教学方式。

作者简介：王启龙（1985—），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所政策研究室副、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兰小云（1978—），女，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所在站博士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高教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上海职业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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